墙苑杂谈

  俄乌两国总统长期以来的口水仗，已经变成关于二次世界大战遗产争夺的激烈战争。在二战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别付出了 1400 万人和 700 万人生命的代价。对于俄罗斯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记忆是他们悍然入侵乌克兰的借口；而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二战也激励了他们抵抗侵略者和重塑自己的民族。   普京将西方对自己的步步紧逼比喻为 1941 年的德国，在 2 月 24 日的宣战演说中，他把俄罗斯描述为一个弱者的形象。他说自己现在和当年的苏联一样极力避免战争的爆发，直到遇到无路可退的“纳粹”出现了。普京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直在重塑关于卫国战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体国家和继承者才是那个人类世界的“刚铎王国”。而其他民族和国家，包括当时数百万人服役的乌克兰人，则被排除在记忆之外。同时，他还宣扬红军的“军纪严明”，类似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正面表述。有谁胆敢提及红军强奸妇女和“卡廷惨案”这种拆穿其谎言的事情，则会被处以刑事责任。   臭名昭著的“ Z ”字佩戴运动、爱国大 V 在社交媒体发布现在的战争画面并和二战剪辑在一起和把乌克兰污蔑为新纳粹。都是如今普京为了粉饰自己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努力将这次战争同二次世界大战挂钩的尝试。在对内表达中（当然也有中国大陆媒体的报导中），俄罗斯再次被比喻为和纳粹野蛮行为抗争的人类英雄。俄罗斯媒体也越来越多的开始用斯大林曾经的称号来称呼普京——最高统帅。   相比于俄罗斯对二战的历史紧紧抱着不放，乌克兰则表现得十分微妙。 1991 年脱离苏联独立之后，乌克兰开始抹去苏联的影子，其中也包括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领导下的战争神话。 2015 年，乌克兰甚至通过一项法案将一长串苏联时代的宣传列为非法。与此同时，乌克兰也保留了二战的纪念碑，与战争有关的形象还是始终难以抹去。相比于俄罗斯沉醉于自身的“战无不胜”，乌克兰人更愿意同西方一道，将对二战的记忆和反思聚焦在“再也不会”的愿景上和对曾经创伤的回忆。但是苏联的遗毒还是继续存在，社会上关于二战的大部分内容依然还是充满了民族主义。对斯捷潘班德拉的地位的争论仍然很激烈，斯捷潘班德拉曾经提出与德国合作以反对斯大林。二战的记忆依然占据了乌克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记忆是矛盾的，但也是永远存在和深入乌克兰人骨髓的。  ...

  1996 年，当我担任 CNN 莫斯科分社社长时，腐败寡头派系与鲍里斯 · 叶利钦总统保镖的亲信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后者要求他们提供更多资金用于政治 “ 保护 ” ，并威胁要颠覆计划中的选举。   我问当时的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这个问题似乎是这场斗争的核心：对俄罗斯人来说，权力和金钱哪个更重要？   他回答说：“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就不了解俄罗斯。”答案是权力。   由于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面临着他在 22 年面临的最大考验，夹在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和对寡头、石油和技术转让的收紧制裁之间，答案仍然是一样的，就像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一样。   西方许多人都希望普京被推翻。他们不了解俄罗斯或那里的人们对权力的态度。俄罗斯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指出，由于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和公正的法律权威，国家统治者掌握着从各个方面决定俄罗斯人生活的权力。在其边界之外，俄罗斯自 15 世纪以来一直通过军事侵略发挥其力量。在一个权力几乎就是一切的国家，仅靠制裁和财富损失不会改变这一基本动力。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并说明了他和俄罗斯许多人所认为的战争目标：保卫俄罗斯的领土和主权，对抗西方的主导地位。在他看来，西方忽视俄罗斯太久了，否认它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财富往往等同于通道和影响力。因此，许多人认为制裁寡头可以促使他们向普京施压以改变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是一个误判。这些寡头可能拥有将他们与权力联系起来的财富，可以为普京所用。但在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或克里姆林宫的人拥有任何权力。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当时我亲眼目睹了大部分前共产党官员通过丘拜斯先生监督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来积累财富。那些随后发誓效忠并为叶利钦的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获得了石油、天然气和镍、铝等原材料领域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今天，他们仍然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   但缺乏保护他们财产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意味着这些寡头仍然依赖于自 2000 年以来被普京占领的克里姆林宫。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法院支持或反对寡头的决定很容易被推翻。   而寡头的财富来源并不是普京唯一能控制...

  如果您正在寻找经济学小组学习的案例研究，请尝试在谷歌上搜索“美联储落后于通胀曲线”这个短语。看来，所有的观点都取得了一致，即美联储的行动太慢，无法抑制通胀加速。   如此广泛的信心似乎需要明确的证据。但它在哪里？   如果至少还有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认为，针对美联储的批评是不可靠的。那将是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总统的前副助理财政部长布拉德 · 德隆 (Brad DeLong) 。   上周，在美联储将关键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后，德隆在对传统通胀学派的批评中反问： “ 那么为什么结论不是： ‘ 政策是合适的。美联储没有落后 ’ ？ ” 他补充说： “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疑问。 ”   德隆还质疑历史经验支持普遍结论的确定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是如此。他们的论点值得密切关注。   3 月 16 日，美联储两年来首次上调利率目标。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由于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核心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在达到 5.2% 的 21 世纪高点后继续攀升，因此上调 0.25 个百分点至 0.5% 。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随后预示将再次加息 0.5 个百分点，他经常将央行的想法解释为 “ 依赖于数据 ” ，他的意思是 “ 政策永远不会处于预设路线上，而是会根据收到的信息进行适当的调整 ” 。这就是他在 2019 年 10 月对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所说的话。   其中大部分信息来自 30 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市场， 30 年的盈亏平衡率 —— 对未来 30 年平均年通货膨胀率的押注 —— 是 2.6% 。同样， 5 年远期盈亏平衡率从一年前的 2.6% 降至 2.3% 。   换句话说，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地购买和出售美国国债的人预计通胀不会加速。他们将财富和声誉押注于通胀将在未来两年飙升，然后在未来八年某个时间点急剧下降，这反映在 2 年期和 10 年期盈亏平衡利率之间的差距上。   然而，包括 DoubleLine Capital 联合...

  中国开发商的投资者正准备迎接十多年来最糟糕的财报季——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立即了解他们的全貌。   包括违约的中国恒大集团和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至少九家房地产公司预计将错过本月公布经审计的年度业绩的最后期限——这是自信贷紧缩冲击整个行业并引发一波违约潮以来的第一年。   这些推迟，加上某些情况下的审计师辞任，扩大了陷入困境的开发商种种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少负债，他们在补充现金以偿还债权人方面是否取得任何进展，并在打击过度后继续经营的能力。六个月前，大多数开发商报告说他们的债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流动性危机却让许多人陷入困境。   “开发商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在他们的表外债务方面，可能会使会计流程复杂化，”彭博情报分析师 Kristy Hung 说。 “ 错过 3 月 31 日截止日期的开发商是那些债务问题较大的开发商，可能需要审计师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   洪说，这种审查可能会揭示政府施加的被称为“三条红线”的债务指标恶化。她说，由于地方当局保护托管账户中持有的房屋预售款，用于支付短期借款的现金可能会减少。隐藏的借款可能会浮出水面，从而推高债务与股本的比率。洪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负债可能仍高于资产 70% 的门槛。   那些即使在未经审计的基础上进行公告的开发商也可能会表明房屋销售的长期暴跌是如何削弱利润的。 CGS-CIMB 证券中国和香港研究主管 Raymond Cheng 表示，由于建设放缓延迟了交付和预售，利润可能大幅下降。   程说，这将是“该行业自 2008 年以来最糟糕的业绩季节之一 ” 。   花旗集团分析师预测，他们追踪的 29 家主要建筑商的核心利润平均下降 20% 。中国控股指数分析师刘水表示，房价大幅调整可能会迫使开发商降低其报表上存货的价值。   由于新冠疫情，原定于 3 月 31 日之前发布初步业绩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额外一个月的时间来提交经审计的数字以避免停牌。以下是一些值得关注的主要开发商。   恒大 世界上负债最重的开发商将错过公告截止日期，并且没有说明何时可能发布结果。根据彭博调查的四位分析师的平均估计，在前所未有的建设停工导致预售...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一种更普遍与保守派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流派：供给经济学。   北京本月宣布减税 2.5 万亿元（合 3933 亿美元） —— 连续第五年减税，累计减税超过 9.7 万亿元。按照目前的汇率，这超过了特朗普政府 2017 年实施的 1.5 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   在 3 月 11 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称减税是促进增长的最佳途径，将其比作经济的 “ 直接施肥 ” 。 “ 退税看起来像是减少，但实际上是增加。今天你回馈，明天你得到更多的回报， ” 李说，暗指减税带来整体税收增加的供给侧核心概念。   然而，就像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削减一样，中国的削减也是有争议的。供给经济学的拥护者认为，允许企业保留更大份额的利润可以促进投资和扩大生产。以增加就业和降低价格的形式惠及工人和消费者。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减税助长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并经常导致投资浪费。他们表示，财政支持针对家庭而不是企业将有更好地表现。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将有助于判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   到 2021 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 ，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34% 的平均水平。消费税和企业利润税占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个人所得税只占一小部分。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依靠选择性的企业税收减免来实现长期战略目标，例如增加研发支出以及对微处理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优先领域的投资。 “ 需要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供给侧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减轻企业投资负担，这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长， ” 国营中国税务学会会员焦瑞金说。   近年来，北京也一直在以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实施减税以支持经济增长，例如减少遭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小型制造商的税收。 2020 年，当冠状病毒大流行打击消费者在餐馆和旅行上的支出时，减税幅度达到了创纪录水平。自 2018 年以来，税收收入与 GDP 的比率降低了近 2 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降低增值税 (VAT) 和削减雇主对工人医保、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缴款 .   毕马威中国供应链负责人梁银乐表示：“减税降费确实帮助甚至挽救了一批小微企业。”更少的公司破产有助于减少...

  腾讯控股在公告其有记录以来最慢的增长后，承诺接受中国政府更严格的监管，宣布着这个曾经培育出诸多世界上最大和最赚钱的公司的时代已经结束。   联合创始人马化腾和总裁刘炽平带领高管们支持北京长达一年的从游戏到在线商务的打击。他们指出，这反映了政府对全球互联网巨头巨大力量的强烈反对，并认为从长远来看，更多的监管将带来更健康的增长。   “我们正在积极迎接变革，以更好地适应新的行业规范，”刘在公告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 我们拥有以长期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专注于用户价值、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和合规性，这是可持续和健康增长的关键要素。 ”   该公司还否认将像竞争对手阿里巴巴集团本周宣布的那样启动股票回购计划，称将专注于国际游戏、云服务及其微信服务等核心业务。   腾讯与阿里巴巴和其他竞争对手一道，认识到谨慎扩张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一年多前，一场残酷的镇压最终席卷了从电子商务到在线游戏和教育的每一个互联网领域。腾讯跟随阿里巴巴公告了有史以来最慢的季度增长速度，因为在线广告销售额在有记录以来首次下降后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国内游戏收入仅增长了 1%—— 反映出长达数月的批号暂停以及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的限制削弱了腾讯最大的部门。   本季度收入仅增长 8% 至 1442 亿元人民币（ 226 亿美元），而平均预期为 1453 亿元人民币 —— 季度销售额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净收入增至 950 亿元人民币，超过了预期的 315 亿元人民币，但这仅仅是因为一次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然而，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利润下降了 25% ，低于预期，毛利率也在下收窄。   作为腾讯最大的外部股东，被视为公司代理的 Naspers Ltd. 的股价下跌了 6% 。   腾讯从 2021 年的高峰期损失了超过 4700 亿美元，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北京的直接审查。该公司刻意支持政府的努力，称从长远来看，最好遏制过去导致网约车、电子商务和食品配送等领域无序竞争的过度行为。阿里巴巴和美团是过去一年因垄断行为被罚款的两家比较突出的公司。   “几年来，行业参与者过分强调零和竞争、激进的营销、鲁莽的扩张、短期增长和企业利益，而忽视了可持续增...

  如果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威权领导人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主权宣言、人权保护和二战后为防止未来冲突而建立的国际机构的约束。对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等人来说，国际秩序的规则就是被用来打破的。他最近的行动表明，如果没有可靠的威慑，领土征服就他们摆在桌面上的选项。   一个离美国更近的火药桶可能是世界下一个考验之一：圭亚那 - 委内瑞拉边境，两国因争夺埃塞奎博的争议地区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31 年，也就是委内瑞拉成为主权国家的第二年。当时，大英帝国正在巩固其在 1814 年从荷兰购买的南美洲北部海岸的领土。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地区也在其中，并成为英属圭亚那的一部分。西班牙此前曾声称拥有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但马德里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更为关注，因此没有对英国对该地区的占领提出质疑。但随着委内瑞拉的独立，以及 1850 年代在埃塞奎博发现黄金，委内瑞拉当局坚持其继承西班牙的主张，甚至在 1887 年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直到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妥协。   1897 年，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都将埃塞奎博争端的管辖权交给了巴黎的一个国际法庭，该法庭由来自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法学家组成。 1899 年的一项裁决允许委内瑞拉保留奥里诺科河流域，而英属圭亚那则获得了奥里诺科河和埃塞奎博河之间 90% 以上的茂密森林土地。今天，该地区占圭亚那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六年来，委内瑞拉接受并尊重其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包括在 1932 年的涉及巴西的三方协议谈判期间，该协议确认了两国的领土边界。但在 1962 年，就在英国对圭亚那独立进行第一次认真审议之后，委内瑞拉官员宣布 1899 年的裁决 “ 无效 ” ，原因是几十年后出现的可能的程序性错误，包括指控英国和俄罗斯勾结。委内瑞拉对边境地区进行了军事化，尤其是在 1966 年圭亚那独立之后。面对和平解决问题的压倒性外交压力，圭亚那新政府和加拉加斯的官员最终于 1970 年签署了西班牙港议定书，暂停了这一争端，协议一直持续到 1982 年。   为避免议定书到期后升级，联合国开始促成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之间的外交交流。 1990 年，联合国创建了斡旋程序来调解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