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需要一个新计划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最近发表的演讲中将当下时刻描述为一个全球拐点，一个类似于二战刚结束或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拐点时刻，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并重塑外交和国内政策。

用布莱尔的话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计划，需要一个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以此来重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最好地追求进步......西方民主国家需要一个新的项目，一个能提供方向、激发希望，并对世界的变化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中取得成功作出可信解释的计划"。

他说得没错，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计划。

在这一全球性的议程中，我们需要确定并争取盟友，以加强我们的国家经济和民主。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以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民主秩序，同时遏制专制主义。在这个新的拐点时刻，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在不论在政治自由还是经济发展上都要优于那些在国内助长腐败、破坏基本权利、建立依赖性和在国外使用胁迫工具的强人国家。

民主国家也必须坦诚地对待其来自的国内挑战。在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摇摇欲坠的中心地带及其处于被疏远、愤怒和焦虑情绪下的民众是民粹右翼运动的主要驱动力。这些运动支持新的本土主义，主张从全球化收缩，它们是支持独裁者崛起以 "解决问题 "的运动。倘若民主国家连其内部的威胁都无法妥善应对，何谈在全球范围对抗威权乃至极权主义。

今时不同往日，民主国家如今面临的首要威胁是其国内巨大的经济失衡。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则摇摇欲坠。民众在面临诸如全球化、气候变化，亦或通货膨胀的剧烈变化时往往会被推向民粹主义。

具体而言，民主国家的内部危机来自于搭上全球化顺风车的繁华都是居民与被经济变革抛下的社区中感到日益愤怒和疏离的居民之间。从美国中西部濒临崩溃的工厂城镇，到英格兰北部空洞的工业中心，这道鸿沟一直在加深。许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衰退地区的人们对这些情况的反应是支持反民主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威胁要从内部瓦解民主政府。

布莱尔的演讲提到了的上一个全球拐点——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 "历史的终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中国和俄罗斯在对西方的开放中崛起。在那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似乎所有国家都可以一起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培育经济机会和自由。

后来，随着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从经济大衰退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挣扎出来，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当选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这表明人们重新希望美国在他的领导下能够与盟友一起再次建设性地应对许多新出现的挑战：国际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和贸易体系的稳定、健康和教育、公民权利和妇女权利，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

但是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做到人们所期望的事情。在国内，受到了政治上的拖累。在国外，即使在欧洲他也无法获得共鸣和支持。全球金融精英在工人阶级身上大割韭菜，致使公众不满并转向民粹主义运动。最终，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西方目前在面对中国、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时的弱势，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进一步退缩。

结果，中国的崛起最终粉碎了西方对其融入西方并实现民主化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不仅没有真正加入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意愿，相反，它只想从中牟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甚至打算取代西方，以实现其所谓的"东升西降"。最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给西方湮灭的希望画上了一个惊叹号。

今天，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不可能就如何最好地 "管理世界 "达成新的普遍性全球协议。战后的全球机构正在被削弱，一方面受制于那些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国家，一方面也被民主国家国内的民粹主义者所瓦解。这些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以及鲍里斯-约翰逊、法国的马琳-勒庞，以及现在意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他们都希望破坏这些规则和 "全球主义者 "的影响。

我们不能用旧的游戏规则来赢得新的竞争。在这场新的激战中，遏制,这一当年让我们赢得冷战的战略已经不再适用。正如布莱尔所指出的，与以前的拐点不同，今天的世界"东方与西方并驾齐驱"。中国太大、太有影响力了，而且是全球经济和政体中紧密结合的一部分，不能再像对付苏联那样简单地将其孤立起来，等待其不可避免的崩溃。

今天的较量只能通过强化民主国家和自由人民的力量，增加那些愿意接受开放、基于规则和重视自由的制度的人的影响和数量，并通过提供一个更好和更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与处于两种制度之间的国家进行斗争和联结。

布莱尔提出了类似的诊断，但他提出的补救措施并没有达到他呼吁为西方制定新 "计划 "的雄心。他主要寄希望于新兴技术的力量来解决一系列全球挑战，从提高生活水平到改善医疗保健再到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推动进步，但这是一个非常 "自上而下 "的方法，期望来自高层的奇迹技术将拯救我们所有人。

解决国内外反民主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为国外的民主力量和团结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基础,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首先要解决民主国家国内的政治矛盾，浇灭焦虑和怨恨的火焰，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共享经济格局，缩小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滋生了挫折感，鼓励了怀旧情绪，并阻碍了国际合作。要抹平这道鸿沟，需要对错过经济发展机遇的城镇和社区进行重建，民主国家如果要让自己的国民齐心协力来应对全球性挑战，那么每个人也都需要感到能够控制自己的未来。

它应由国家领导人帮助催化和支持各地拥有、经营和管理的经济复兴努力。当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做出贡献并获得利益时，民主和市场经济就会蓬勃发展。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是学习如何倾听、尊重、联系工人阶级，并为他们提供服务。特别是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工业中心区，这些地区是怨恨和动荡的温床。

如前文所述，在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地那些失去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地区，都应该有通往再次繁荣的道路。而那些已经实现经济再次腾飞的地区通过对他们自我身份的认知，包括对诸如我是谁、我在制造和生产的东西是什么为基础，将其带入未来并进行多样化。他们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制定并执行自己的战略愿景和经济变革蓝图。

一些国家通过利用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新兴部门进行创新和播种，同时成为了训练有素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些国家拥抱全球化的世界，建立出口产业，形成新的国际关系，并欢迎新移民；一些国家在清洁能源和智能水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绿色和蓝色可持续经济；还有一些国家的成功之路是通过建立独特的历史、艺术和文化资产，或在水上或在山中的自然位置，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掌握了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如何能够最好地帮助这种转变。首先，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与当地的居民见面，并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退化的市中心、年轻人的流失、重要机构的消失。不要对居民颐指气使，对他们说三道四，或告诉他们需要改变或他们需要做什么。改变不能 只"做给 "社区居民看，对未来的新愿景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必须由当地人拥有和经营。

消除经济发展鸿沟是西方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它与维护民主国家免受内部威胁的国内挑战有关。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和一个更积极有效的国际发展、贸易和投资议程，以对抗独裁者和加强民主联盟的力量。

一个强有力的 "盟友支持"计划是这一全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该计划致力于加强民主阵营的经济联系，巩固和扩大民主联盟的经济影响力，并向保持中立的国家发出邀约与民主阵营一同发展经济以从中受益，以免他们被来自中国的腐败和建立依赖性的发展援助 "提议 "诱入陷阱。盟友支持还应减轻供应链的依赖性，我们不希望过度依赖流氓政权，不希望被间谍和海盗利用，也不希望我们的依赖性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依赖，以及对中国从个人防护设备到关键矿产的需求都威胁着消费者和市场。

一个新的联盟显然需要从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开始，通过这些国家共同努力，强化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和自由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并延伸到军事影响力。乔-拜登总统已经开始尝试用他的一系列民主峰会来启动这类努力。

正如Ash Jain和Matthew Kroenig在他们最近提出的关于民主国家新贸易战略的出色建议中所说的那样，在从民主国家开始启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将越南等接近民主的国家纳入进来，这些国家是我们的主要经济伙伴，我们希望吸引它们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并且遵守某些基于规则的开放经济关系和发展的明确规范。如果我们要保持高效率的全球供应链的集体利益，包括那些牵涉到低成本生产者的供应链，我们还需要发展中世界的许多伙伴。这些国家反过来又通过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增值链的上移而受益。

重新振兴我们的工业中心地带和盟友支持这两项策略不会解决我们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它们是正确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组织再次必须拯救世界的方式。正如布莱尔所述，这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政治和经济十字路口，也许对那些在冷战结束后认为这些时刻已经过去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们以为历史已经结束了，但随着真正的战争和代理战争的肆虐，它显然不是这样。

诚如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提醒我们的那样，全球的民主制度都在一条 "狭窄的道路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世界，未来都没有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西方人需要一个新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