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苑杂谈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最近发表的演讲中将当下时刻描述为一个全球拐点，一个类似于二战刚结束或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拐点时刻，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并重塑外交和国内政策。 用布莱尔的话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计划，需要一个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以此来重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最好地追求进步......西方民主国家需要一个新的项目，一个能提供方向、激发希望，并对世界的变化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中取得成功作出可信解释的计划"。 他说得没错，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计划。 在这一全球性的议程中，我们需要确定并争取盟友，以加强我们的国家经济和民主。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以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民主秩序，同时遏制专制主义。在这个新的拐点时刻，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在不论在政治自由还是经济发展上都要优于那些在国内助长腐败、破坏基本权利、建立依赖性和在国外使用胁迫工具的强人国家。 民主国家也必须坦诚地对待其来自的国内挑战。在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摇摇欲坠的中心地带及其处于被疏远、愤怒和焦虑情绪下的民众是民粹右翼运动的主要驱动力。这些运动支持新的本土主义，主张从全球化收缩，它们是支持独裁者崛起以 "解决问题 "的运动。倘若民主国家连其内部的威胁都无法妥善应对，何谈在全球范围对抗威权乃至极权主义。 今时不同往日，民主国家如今面临的首要威胁是其国内巨大的经济失衡。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则摇摇欲坠。民众在面临诸如全球化、气候变化，亦或通货膨胀的剧烈变化时往往会被推向民粹主义。 具体而言，民主国家的内部危机来自于搭上全球化顺风车的繁华都是居民与被经济变革抛下的社区中感到日益愤怒和疏离的居民之间。从美国中西部濒临崩溃的工厂城镇，到英格兰北部空洞的工业中心，这道鸿沟一直在加深。许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衰退地区的人们对这些情况的反应是支持反民主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威胁要从内部瓦解民主政府。 布莱尔的演讲提到了的上一个全球拐点——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 "历史的终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中国和俄罗斯在对西方的开放中崛起。在那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似乎所有国家都可以一起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培育经济机会和自由。 后来，随着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从经济大衰退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挣扎出来，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当选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全球粮食堆积如山，只是去到了错误的地方。本文仅从粮食农业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难以全面有效的考虑。 2月的俄乌战争爆发后，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惊悚新闻充斥着头条。的确，那些原本从黑海进口谷物的国家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寻求替代供应，整条供应链也被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但是这真的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吗？得益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丰收，食物的供应足以喂饱全世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谷物运输到该去的地方。 不同于实际情况下的粮食富足，充满恐慌性的报道扭曲了原本的事实，进一步推动了供应链的恶化。供应链的上下游开始转向投机行为和建立贸易壁垒，使得原本已经不畅的粮食运输更加滞塞。本年7月初，粮食价格终于有所回落，这也印证了粮食供应充足的本貌。过去接近半年时间的恐慌是不理性和虚幻的，但他造成的惨痛后果却是真实且巨大。 突发的危机事件总是会带来粮食供应链的暂时紧缩，在下一次面临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和政治冲突的剧烈事件时，我们是否能吸取教训呢？ 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过去形成的粮食生产供应体系，打破发达国家和大公司设下的政治与思想限制。发达国家和大公司主导的粮食交易体系主导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仰仗于他们拥有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种植，使得落后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粮食进口贸易。在面临全球贸易出现动荡时，这些国家会发现他们无法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 工业化农业产生于美国和其他前欧洲殖民地，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深入研究会使我们更加理性的认识到，究竟应该继续支持目前的粮食供应体系，还是另起炉灶去打造一套富有弹性但又非常复杂的粮食供应体系以防止未来的危机。 现代化农业的起源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要早 在19世纪30年代，刚刚踏入美国西部土地的年轻人，在没有做过任何需求调研的情况下，在俄亥俄河谷种满了玉米。很快，西部的年轻农场主们就被他们自己过剩的玉米所淹没。他们采取了将玉米蒸馏成乙醇的办法，以便更容易出口。直到那时，威士忌税才成为一个热门的政治问题。 工业化农业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殖民地地主的需求，大规模的土地投机者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土地政策。今天，大约95%的美国农场是家庭农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家庭小买卖。在剔除掉农场的债务后，一个处于中位数的农场主依然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这也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十倍。自1998年以来，美国农场家庭的实得收入中位数每...